茫茫松潘草地，沼泽遍布，寒风裹着冷雨。张国焘骑着那匹大白马走在队伍中间，走到一处，翻身下马。警卫员以为他要看地形，慌忙递上望远镜，见他不接，才反应过来是要喝水，赶紧把水壶奉上。壶里是空的。警卫员心里一紧，把自己仅剩的水壶递过去，张国焘接过来，一饮而尽。 喝完水，警卫员把随身的箱子放在一块稍微干点的草地上，张国焘坐下歇脚。抬头的时候，他看见朱德正在沟边，弯着腰，一个一个扶疲惫的战士跨过水沟。张国焘把朱德叫过来，问还要多久才能走出这片草地。朱德说，眼下走的路还不到一半。张国焘愣住了，反问一句，还有那么远？朱德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队伍里不少战士，已经是第三次穿行这片死亡草地了。 紧接着那句话，重重落下来：要是当年松潘计划没有被取消，许许多多的战士，本不必承受这样的磨难，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张国焘脸上挂不住。他当即站起来，让警卫员骑上自己的白马，自己牵着缰绳转身就走。方才坐过的那只箱子，就那样留在泥泞里。等他们走远，朱德默默走上前，弯腰把那只落下的箱子背起来，跟着队伍继续向前。 这段是影视剧的编排，档案里没有对应的原始记录。但它不是在编故事，它复述的是一笔真实的账。这笔账要从1935年6月底算起。1935年6月29日，以朱德、周恩来、张国焘、王稼祥的名义发布《松潘战役计划》。计划里写得清楚：一、四方面军目前的战略方针，是以运动战消灭敌人，北取甘南为根据地，首先迅速、机动、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，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条道路。 松潘是北上的口子。拿下松潘，红军就能从川西北走出去，直插甘南。打不下松潘，就只能往西、往北，走进那片没有人烟的水草地。计划发布后，各部队按部署行动。但执行的难度，超出了纸面上的估计。 一方面红军缺粮，粮食撑不起战略行动；另一方面，敌军先机抢占了松潘，后续部队云集松潘境内，堡垒线已经构成。7月1日，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奉命经草地绕到松潘以北，2日下午在龙日坝与阿坝千余骑兵遭遇，红军饥疲交加，后援不上，又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，伤亡400余人，被迫南撤。 7月9日，红一军团和三十军各一部转向毛儿盖，攻打胡宗南部李日基的加强营，打到16日才取胜，俘敌400余人。这一绕一打，时间就过去了。7月下旬，红军攻势停止，在西起腊子山、羊角塘，向南经包子寺、牟尼沟、镇江关一线，与胡宗南部形成对峙。至此，《松潘战役计划》实际上停止执行。 而在这段时间里，另一个变量在起作用。中央要集中主力打松潘，张国焘却借口"统一指挥"和"组织问题"没有解决，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。为了团结他，中共中央在7月中下旬于黑水、芦花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，直到周恩来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，他的态度才有所松动。这一番折腾，代价就是时间。红军已经丧失攻占松潘的有利时机，陷入胡宗南和川军南北夹击的危险境地。 7月31日，胡宗南已在松潘集中兵力，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。无奈之下决定撤销《松潘战役计划》，改经草地北上。8月3日，为贯彻北上方针，要求红军攻占阿坝，迅速北进夏河流域，突击敌人包围线的右侧背，向东压迫敌人，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敌之主力，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的局势。 8月4日至6日，在沙窝召开会议，讨论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及组织问题。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、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。沙窝会议之后，为执行《夏洮战役计划》，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，并对两个方面军进行混编，领导人交叉任职。 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、九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军编为左路军，由朱德、张国焘率领，经阿坝北进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、三、四、三十军编为右路军，由徐向前、陈昌浩率领，经班佑北上，中共随右路军行动。 8月底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红军走出茫茫草地，攻占四川北部小城包座，打开了前往甘南的通道。8月29日夜间，红军向驻守大戒寺、求吉寺的敌军发起进攻。国民党守军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死守，红军久攻不下，激战中红四军第十师师长王友钧壮烈牺牲。 前线指挥的徐向前及时调整战术，把全线强攻改为重点围困，同时设伏引诱国民党第四十九师的先头部队深入。8月31日，敌军第四十九师完全钻进包围圈，双方激战到9月1日凌晨，该师全线溃败，除身负重伤的师长伍诚仁侥幸逃脱外，大部被歼。这是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。 但左路军那边，事情拐了弯。张国焘拒绝横穿草地，率左路军掉头南下。9月9日，他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。当晚，中央决定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。9月10日凌晨2时，红三军、军委纵队以及红军大学悄然开拔，连夜开往俄界。天亮后，红四方面军才发现红一方面军已经走了，前沿部队打电话请示是否开火，陈昌浩问徐向前，徐向前说，不能打，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。 此后，红四方面军南下。朱德、刘伯承进入左路军后，同张国焘的行为一直在斗争。张国焘部队南下苦战，百丈关战役受挫，